汤一介，男，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2011年4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3年3月14日，汤一介教授主编的《中国儒学史》获“北京市第12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2014年9月9日逝世。
中文名 汤一介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天津
出生日期 1927.02.16
逝世日期 2014.09.09
职 业 学者，教授
毕业院校 北京大学
主要成就 主编的《中国儒学史》获北京市第12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父 亲 汤用彤
昨晚8时56分，北大哲学系终身教授、《儒藏》总编纂汤一介先生在京逝世，享年87岁。京华时报记者致电汤先生家中，家人表示，汤先生于当晚逝世，不便说更多，北京大学将统一发布官方讣告。
在北大，季羡林、汤一介都可称为国宝级专家，如今两位泰斗均已仙逝，令人惋惜不已。知情人称，汤先生去年已经患重病，一直治疗，并称先生非常坚强。汤先生的仙逝是学界一大损失。
今年6月底，汤一介主持编纂的《儒藏》精华编百册由北大出版社出版。
《儒藏》编纂工程，曾得到张岱年、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持。《儒藏》工程分为《儒藏》“精华编”和《儒藏》全本两步进行。今年6月27日，87岁高龄的汤一介先生出席《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仪式时曾说：“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不编完《儒藏》全本，就代表这个工程没有最后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为这个工程尽力。”
京华时报记者曾采访汤一介夫人乐黛云女士，她透露丈夫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但依旧整天为《儒藏》的编纂工作操劳，而且实际操作起来比预想的要难很多。
据记者了解，《儒藏》全本将进一步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约10亿字，计划于2025年完成，规模将超《四库全书》。
1927年，汤一介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县，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进士，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
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汤一介除出版过多部“魏晋玄学、佛教、道教”的专著及哲学著作外，他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等系列著作也成为研究中西方哲学的经典作品。2004年，当时77岁高龄的汤一介担任了《儒藏》工程的总编纂。
对于“国学大师”的称号，汤一介生前接受采访时，多次要求不要称他为大师。在其传记《汤一介传》中，也有章节以“反对称自己为大师”为题。在他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
汤一介在书中说：“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人生轨迹编辑概述
汤一介，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1年）进士；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他的著作
年轻时的汤一介（1952年）魏晋玄学论稿》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 20世纪40年代，中国灾难深重，人民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1943年他曾经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写过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并愤激骂世，因此获得了“汤八蛋”的绰号。
1946年夏，汤一介全家搬回北京，这一年，汤一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结果却不幸落榜，只好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夏天，汤一介再次参加大学考试，这一回，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心无旁鹜，专心致力于哲学，在同学眼中，那时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学生。 汤一介爱书，有三本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一本书，不仅使青年汤一介找到了理想、找到了理想化的生活，而且还成就了他和妻子乐黛云的美好爱情。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从此他没有停止过思考，想当一名哲学家的梦想始终不曾改变。在1947年写的《月亮的颂歌》一文中他曾许下这样的愿：“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现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1949年以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文革”十年，汤一介正值“不惑之年”，但事实上这却是他一生中最迷惑的十
汤一介年，他感觉自己已经失去自我，没有了方向。尽管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想尽量避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但似乎总也摆脱不了。“文革”结束后，汤一介还因为种种原因，必须接受清查，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平反，而此时的汤一介已经51岁了。
1980年，汤一介终于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此时的汤一介已经不愿再与任何政治有任何瓜葛。他努力将教学研究与现实政治脱钩，并力求提出一套新的观点来。他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并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
进入九十年代，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伉俪情深
一、他是组织委员，她是宣传委员
1949年，汤一介认识了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
乐黛云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于汤一介来说，她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解放后，北大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文学院有一个团总支，他和乐黛云同时在做团的工作。“我是组织委员，她是宣传委员。后来我们又一起到了团委，我做宣传部长，她做群众文化部长。”两人经常在一起工作，了解群众的思想状况啊，探讨怎样改革食堂啊，还经常在一起聊天。
汤一介说：“她（乐黛云）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能干，非常热情的女孩，没什么心计，直爽，有什么说什么。”“1950年乐黛云作为北京学生代表途经苏联到捷克参加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她俄语好，当时我非常担心，怕她跑了不回来了。”
二、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相互扶助的婚姻与爱情
乐黛云和汤一介先生两个人就是相互信任、相互关怀、相互扶持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乐黛云被打成右派时，汤一介给中文系打电话为她辩护，被认为划不清界线。“文革”中汤一介被打成“黑帮分子”关在哲学楼，乐黛云每天晚上坐在哲学楼楼梯上等他回家。
在性格上，汤一介较内向，乐黛云较开朗；汤一介受儒家影响较大，做事讲究规范，有条理，乐黛云比较喜欢道家，听其自然，做事大而化之，两个人互补。在治学上，汤一介古代文化基础好，有家学渊源，乐黛云外文好，接受新思想、新信息多，两个人也是互补。两个人有共同的理想，都想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都喜欢帮助别人、都喜欢看文学书，听西方古典音乐。他们共同出了一本随笔集，是“连理丛书”中的一种——《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在广阔的天地里，他们比翼齐飞。
女儿和儿子学理科，在美国工作。没有儿孙绕膝，宁静的家里多少有点冷清。汤一介曾说：“怎么我们汤家这一支就成了美国人。”但乐黛云却很看得开，她说实际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最后国家都是要消亡的，进入世界大同。儿孙们在美国既可促进文化交流，又可证明中华民族在任何地方都可做出贡献，有何不妥？但是“古板”的汤一介有时还是想不通，所以他拒绝到美国和儿女相聚，因为“我的根在中国”。
他们结婚50多年来，历经坎坷，却不离不弃。汤一介说：“再也没什么遗憾了。”
黛云眼中
“一介做事情一板一眼，自己很累，看别人做不好也担心。他想得多，总是很忧心，不像我，做不好也就不遗憾了。”乐黛云说。所以，他们两位，一个正在为顺利开展的《儒藏》编撰工作不必要地忧心忡忡，一个却对屡经催逼，却仍不能按期交出《比较文学一百年》书稿“处之泰然”。
汤一介知识很广博，却几乎没什么其他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爱应酬，喜欢听的歌也是那几首，喜欢看的就是几部好莱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知心朋友也就是几个。“他是个恋旧的人。”乐黛云评价。
汤一介生活很朴素，吃的菜就是那几样，对穿的不太讲究。他冬天戴的帽子是毛线的，乐黛云想给他换一个皮的，或呢的，他死活不同意。
在很多人眼中，汤一介的性格内向，不像开朗的乐黛云很容易就和年轻人打成一片。但是乐黛云说：“他其实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很爱小孩，也很喜欢你们年轻人，但是他不是很表现出来。和他聊久了，他会把掏心窝的话都说出来。”
